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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真面临“过早去工业化”现象吗?

作者:珠海小鹿科技有限公司 浏览: 发表时间:2021-08-24 05:25:38

工业化,曾经是中国长期追求的***战略目标之一。***近一两年,公共舆论中出现了一种越来越响亮的声音:过去一段时间,我国出现了“过早去工业化”现象——2006年中国工业占GDP的比重为42%,但到2019年,这一比重下降到32%,因此需要稳住制造业在宏观经济中的占比。


在此之前,主流的观点是:我国经济过于依赖投资,第三产业发展不足。


那么,该如何看待工业占经济比重下降?这是否就意味着我国“过早去工业化”?工业占比到一个峰值后掉头向下,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吗?是否需要采取措施遏制工业占比的下降趋势?


就此,《经济观察网》采访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奚锡灿博士。


奚锡灿认为,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已经给了制造业很多优惠政策、且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进步越快资源(尤其劳动力)反而越会向服务业流动,因此很难再有有效措施把制造业占比稳定在某一个水平上。而且,光看制造业占比,对社会福利没有什么意义——在服务业不足的情况下,刻意将资源进一步流向制造业,反而可能会加剧内外失衡、消费与投资之间的失衡。


以下为访谈实录:



《经济观察网》:过去几年,我国是否出现了所谓的“过早去工业化”?制造业占GDP比重的下降,是否就意味着出现了“过早去工业化”?国际上已经完成工业化的经济体,其制造业在总体经济中占比的变化是怎样的?


奚锡灿:如果要回答中国是否过早的出现了“去工业化”现象,我们可以拿来进行比较的一个基准,是发达经济体历史上走过的路径。从发达经济体走过的历史路径来看,一个经济体一旦进入中高收入阶段——即人均收入(以购买力平价计算)达到8000~9000美金左右,工业在其宏观经济中的占比达到峰值(无论按就业占比、还是GDP占比)——通常在35%~45%之间,然后都不可避免的出现下降、同时伴随着服务业占比上升。


这在各发达经济体中,是高度一致的——既包括老牌资本主义***如英国、美国、法国,也包括那些二战后经济起飞的东亚文化圈***,如日本、韩国。我们印象中,日本、韩国都强调出口导向和“制造业立国”,但是,当其经济到达中高收入阶段后,这两个***也出现了和那些先发的老牌资本主义***非常一致的趋势——步调高度一致,定量上也非常一致。


所以,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,工业/制造业占GDP比重下降,几乎是发达经济体都曾出现的一个趋势,目前还没看到哪个主要经济体例外或发生逆转。


过去十年,工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占比是在逐步下降——峰值大概是在2010年左右,对应的人均GDP(以购买力平价计算)正好也在8000~9000美元,工业增加值在GDP占比的峰值接近50%,甚至高于发达***在历史上的峰值。对照其他高收入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,中国经济从工业向服务业的这一转型,是相当“标准”的,并不存在所谓的“过早去工业化”。


《经济观察网》:既然国际上发达经济体都曾趋势性的出现过工业/制造业占比达到一定比例后开始掉头向下,内在机理是什么?


奚锡灿:这其中有好几个因素在起作用,主要是两方面:


***,经济中不同部门的产品,在需求层次中位置不同——经济学中用“需求的收入弹性”来衡量。需求弹性***的,是农产品和食品,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不例外,都需要食用一定量的粮食,这是需求的***层;需求再上一层,就是制造品;需求更顶端的是服务品,像娱乐、高端文化、健康、教育产品,绝大部分都是非必需品,但有了这些,生活就会过的更好。


服务业产品有个重要特点:存在很强的市场化服务对家庭内部服务的替代——可以去市场上购买、也可以自己在家制造。比如吃饭,可以在家做,也可以去餐厅;类似的还有家政、育婴、家教服务。但统计GDP的时候,对服务业是只统计市场化服务的那部分;家庭内部的服务,没有产生就业、也不太好统计,通常是不计入GDP的。


而随着经济发展、一个***逐步进入高收入阶段,大家的时间成本变得越来越高,会越来越倾向于将这些家庭内部的服务外包给市场化的服务公司——这个过程,在中国这几十年的历程中,很多人都体会到了——那么,市场化服务业在整个GDP和就业中的比重,就会越来越高。


从根本上说,为什么随着收入提高,服务业在宏观经济的占比会慢慢超过工业?这是因为服务业本身能让人更有获得感、生活变得更幸福,有这么一个人性的基础——满足了温饱之后,就会需要家用电器、代步工具等制造业产品;再往上,就会需要文化、娱乐、健康、教育等服务,提升精神世界的层次。这既符合马克思的发展观、也符合马斯洛的“需求层次”理论。所以,是人性驱动了经济结构不断向服务业转型这么一个规律。我们不能跟经济规律对着干。


第二,制造业技术越发达、科技越进步,反而越来越多的资源流向服务业。这是一个非常反直觉、不太容易想明白的一点:很多人会觉得,做强制造业、让制造业技术进步更快,资源会越来越向制造业吸引;但其实恰恰相反,制造业技术越强、越自动化、资本化,结果是大量的劳动反而向服务业流转。这后边有个很深刻的道理:制造品和服务品不是相互取代的关系,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——生产再多的钢铁、机器,也无法替代老师、医生、护士和律师等。


相互补充意味着什么?举个例子,木桶的各块板子之间是相互补充的关系,木桶的盛水量取决于短板而非长板。所以,在一个经济体,要让“木桶”盛更多的“水”,应该修补***短的那块板。一般情况下,工业/制造业技术进步快,自然状况下很容易成长为“长板”,服务业技术进步慢,就会成为“短板”。这种情况下,如果资源继续向制造业倾斜,只会使“长板”更长、“短板”更短,而所能盛下的“水”不会增加——GDP统计会很高,但带来的社会福利是很低的。


在市场经济下,价格机制会自动把资源引导到那些生产率进步比较慢、供给不足的部门。比如,制造业生产率进步快,会反过来引起大家对服务业的更多需求。但服务业的供给跟不上,因此服务业价格会上升,也就会吸引更多的人加入服务业,改善服务业的供给。



《经济观察网》:但很多时候,经济发展并不是完全运行在市场体制下,会受到其他因素(如政策政治)的影响。尤其像我国,传统上更重视工业、硬实力,这是否会抑制服务业发展?


奚锡灿:实际上我国是服务业发展相对不足,而不是工业发展不足,工业面临的是产品相对过剩——这就是我为什么判断:中国不存在过早去工业化现象。


即便我们先不看任何数据,首先想想,当前大家***关心的是哪些问题:住房、教育、医疗、养老。住房涉及一部分建筑业,但住房附着的很多功能——在我们的体制下,教育、医疗等很多公共福利与其挂钩在一起。


哪里的房子***缺?大城市的房子、尤其学区房***缺。能够提供***的教育、医疗、文化娱乐、商业服务配套的房子***缺。中国不是每个地方的房价都高,农村大量房子没人住,荒废在那里。主要是核心大城市的房子紧缺——原因在于,这些房子配套的商业服务和公共服务***。换言之,某种程度上是服务业供给不足,引发了大家对某些房屋的超额需求。


当然,统计数据也确实告诉我们,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是不足的:与发达***同等发展阶段对比,中国近年的服务业占比,无论以就业还是GDP计算,都要比发达***同阶段低10几个百分点。


首先,这与我国是一个有计划经济传统的***有关。历史上我们就更看重工业/制造业,我们的发展战略一直都是以制造业/工业驱动——从计划经济时期到改革开放40年,一直如此。这在具体的政策上,是有非常明确的表现的。


比如,地方政府在制定和执行发展战略时,一般都是偏向大型制造业企业和实物资本投资——道理很简单,地方政府追求GDP和财政收入,而制造业规模比较大,容易创造GDP和收税。如果去看城镇建设用地指标的分配——这是地方政府影响经济的一个很重要工具——工业用地价格低廉,但商业和住宅用地,价格往往要高好几倍、甚至十几倍。


另外,实物投资也能快速拉动地区GDP,因此也受到地方政府青睐。投资占GDP的比重,中国历史上***曾占到40%多,比世界上主要经济体都要高很多,比日本韩国历史上***点还要高。***近几年,投资增速下来了,但投资占比也仍然维持在一个高位。


地方政府对工业/制造业的偏好,肯定会抑制资源向服务业流动——长期以来,我国的公共卫生、医疗、教育投入相对不足;而对工业投资则是大量、甚至是过度的投入。房价之所以高,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住宅土地供给不足,但这并不是因为没有土地,而是土地用途的错配。即便是大家以为土地快用完的一线大城市,其实还有很多利用效率很低的工业用地,如果把这些土地盘活,服务业的资源相对可以得到更充足的供应。


第二方面的原因是,长期以来,我国对服务业的监管和干预相对较多。相对来说,制造业中除少数战略性行业,现在基本上已没什么限制,民企、外资可以自由进入——这也是我国制造业崛起这么快的重要原因;但服务业(金融、教育、医疗、新兴文化服务业)很多领域还存在高度管制,有的也许刚开始没有监管,但一旦做起来很快监管会介入,资源很难再进入、甚至流出这些服务业。


第三,长期以来,我国的城市化政策是偏向城镇、偏向中小城市的,限制人口向大城市流动,但服务业的贸易性普遍是很低的,因此人口密度就很重要。如果把资源过度引导到人口密度太低的地区,本身就会阻碍服务业的发展。


例如,农村除了小吃摊、小卖部、农家乐等,基本没什么服务业,连电影院都找不到。我和陆铭、钟粤俊的测算表明,这种低密度的城市化导向,把我国服务业的占比拉低了3~5个百分点。当然,其他如金融政策等的原因,也对服务业的发展不足起了很重要的作用。


《经济观察网》:我们对工业、硬实力的偏好,是否反衬着对服务业认识的不足?1. 过去通常认为,制造业的效率高于服务业,但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一些新的平台型服务业巨头崛起,其服务用户的边际成本无限接近于0,很有可能颠覆服务业效率低于制造业的固有认识;2. 过去政府倾向于认为服务业带来的税收有限,但实际上现代服务业、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是人力资本密集的高收入行业,包括个人所得税在内的税收效果可能并不低。


奚锡灿:你提到的这几点,我基本都同意。我刚才讲的服务业比制造业技术进步慢,是指对于整个部门平均而言——因为服务业的规模效应不足;但是,这不排除有些服务行业出现快速技术进步的可能。例如,新兴服务业、互联网新经济等,是出现了快速的技术进步。


但传统的统计方法,很难准确度量、统计新兴服务业的产出和技术进步,国际上也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。如果要改变大家对这些服务行业技术进步的固有印象,需要改进对服务业技术进步的度量问题。


其二,另一些“传统”服务行业的劳动生产率进步也不慢。比如,至少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,在零售行业中发生了重大的组织革命——以前大多是零售小店,现在则是高度组织化的跨国机构。像沃尔玛、开市客等,在所有的地方都利用标准化的管理方式、经营模式,很好地利用了规模效应,因此生产率的进步很快。


另外,生产性服务业——比如商业服务、咨询、研发,它与工业、制造业不是相互替代,而是相辅相成的,但现在的统计方法还没有很好地衡量这个交融的点,造成比较严重的统计误差,甚至误导我们的判断。


比如,假设有一家很大的制造业公司,里边可能有研发、法律、营销、甚至金融服务等——也就是说,在一个工业企业内部,也可能有大量的服务成分。但在现在的统计方法下,这些工业企业内部的服务就业会被统计进工业;但同样这些服务岗位的人,如果独立出去成立一个新公司,承接他们原来在工业企业内部做的那些服务业务,就会被统计成服务业。


所以,我怀疑——只能找到一些零星的案例,因而只是一种推测——所谓的过去几年“快速去工业化”,有一部分就是这样的情况。因为“十三五”期间我们强调服务业的发展,有相应的税收优惠等配套措施,有些制造企业可能会把它的服务环节外包出去。如果是这样,就更说明不存在过早去工业化。



《经济观察网》:与我们对工业/制造业是硬科技的认知偏好并存的,是认为服务业偏“软”,哪怕是互联网新经济,也不是很能彰显“硬科技”“硬实力”,这会带来哪些可能的影响?


奚锡灿:长期以来,我们就是一个工业思维,更强调芯片、新能源这样的硬科技。但如果没有教育、医疗和人力资本的提升,哪里来的芯片?芯片、光刻机,是由目前制造业占比***的***研发的吗?恰恰相反,是制造业占比较低的发达***研发提供的。服务业的发展往往与“人的再生产”高度相关,是科研与创新的重要来源。


没有相关服务业的提升,也就很难有制造业的突破。一个产业的发展,往往不能就这个产业谈这个产业——比如,农业实现现代化不是靠农业本身,而靠的是工业提供的良种、机械、化肥等。那么,工业要进一步脱胎换骨,很有可能一个重要的突破点,是要靠服务业提供的创新研发、营销创意、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等。


《经济观察网》:如果刻意维持制造业占一定经济比重的目标、并为此而引导资源配置,后果会是什么?是否有可能导致产能过剩、无效投资、甚至拖累产业和经济结构升级?


奚锡灿:我非常同意。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,有什么样的政策措施能够维持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、让资源逆向往制造业回流?因为长期以来,我们已经给了制造业很多优惠政策,还有什么新的有效的办法?


其次,很多观点主张把制造业做强、往更高端发展,那么问题又来了: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进步越快,资源尤其劳动力反而越会向服务业流动,制造业占比反而会下降。


所以,我很怀疑,我们如何能用什么方法,把制造业占比稳定在某一个水平上。


再次,制造业占比高不高,和制造业强不强,没有什么关系。现在世界上的很多发达***制造业占比很低,但你能说它是制造业弱国?


此外,生产是为了什么?***终而言,是为了满足消费者需求,为了人民的福利。随着我国科技和经济的发展,消费者需求的方向摆在那儿——往服务业转向。但如果刻意维持制造业占比的目标,而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制造业,那么多生产出来的工业品卖给谁?


很显然,国际贸易在退潮,跟黄金时代相比在下降,想通过国际市场消费这部分新增工业产品不太现实;国内能不能消费那么多额外的制造品,可能也要打个问号。如果不能消费掉这些制造业产品,同时又要维持制造业占比,那就意味着要增加投资。


但我们投资占比已经很高了,而且投资有个铁的定律:边际回报递减。过度的实物投资甚至会增加地方政府债务——而这已经是现在重点防范的系统性风险隐患之一。


而且,光看制造业占比,对社会福利没有什么意义——在服务业不足的情况下,刻意将资源进一步流向制造业,反而可能会加剧内外失衡、消费与投资之间的失衡,使得内需和消费更难提升——也就意味着内循环和双循环的新发展战略缺少支点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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